徐   展
著名人物画家、天津美术学院副教授

中国文化人物主编  王保胜/摄影报道



徐展有着敏锐的观察力，尤其擅长捕捉人物神态与情感的细微变化。凭借细腻的笔触，他精心雕琢，塑造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。这种现实主义不是简单的描摹，而是用笔墨传递时代精神



《憩》 47cm×76cm 2019年 徐展作品



《垅上》 138cm×68cm 2023年 徐展作品



《风起了》 69cm×63cm 2024年 徐展作品



《小扎西》 76cm×47cm 2021年 徐展作品



《雏菊》 76cm×47cm 2021年 徐展作品



《花荫》 76cm×47cm 2024年 徐展作品



《尕娃》 76cm×46cm 2018年 徐展作品



《回眸》 69cm×138cm 2020年 徐展作品



《霜林》 69cm×138cm 2021年 徐展作品



《冬日》 138cm×68cm 2020年 徐展作品



《闹拉草》 69cm×138cm 2021年 徐展作品



《行者二》 138cm×68cm 2018年 徐展作品



《归来》 138cm×68cm 2023年 徐展作品



《格桑花开一》 138cm×68cm 2023年 徐展作品



《月下》 138cm×68cm 2023年 徐展作品
 

      中国文化人物（主编 王保胜）在徐展画室的画案上，泛黄的甘南写生稿与人物速写本层层叠叠，仿佛凝固的时光切片。四十年的丹青岁月里，这位以人物画名世的艺术家始终保持着独特的创作姿态——右手紧握传统狼毫，左手深入生活的土壤。他的画笔不仅游走于宣纸之上，更在现实生活的褶皱里探寻艺术的真谛。
      在桑科草原的晨曦中，他以速写本为犁，深耕游牧文明的每一道褶皱；在郎木寺的酥油灯下，他将唐卡的矿物颜料融入水墨体系，创造出属于这个时代的绘画语汇。当同辈画家困守画室时，他却背着画箱深入海拔四千米的牧场，让藏地经幡的律动与水墨皴法共振，使转经筒的轨迹化作人物衣纹的线条。
      这种 “双脚沾满牛粪，笔尖饱蘸时代” 的创作状态，让他的作品既传承着吴带当风的飘逸，又迸发着工业文明的铿锵。四十年时光淬炼，让这位艺术家深刻理解：真正的文艺高峰必然矗立在生活原乡。他用饱蘸松烟墨的狼毫在时空坐标系上，精准测绘从游牧帐篷到舰载机库的文化经纬，在宣纸与现实的碰撞中，既延续着“外师造化，中得心源”的千年文脉，又构建起新时代文艺的精神坐标。当他的画作在美术馆展出时，观众触摸到的不仅是水墨的层次，更是一个时代的文化心跳。

乡土启蒙：沙土地上的艺术觉醒

      1971年，徐展出生于安徽萧县农村。三岁那年，偷瓜被逮的经历意外开启了他的艺术之路。老瓜农任老头用木棒在沙地上寥寥数笔勾出的简笔画鱼，让这个顽童第一次感受到线条的神奇魔力。此后，父亲的处方纸成了他最初的画布，千遍万遍描摹着那个简单却充满生命力的鱼形。这种对痕迹与图像的天然敏感，悄然埋下了艺术的种子。
      小学四年级时，徐展已成为十里八乡闻名的“小画家”。父亲意识到需要正规引导，带着他拜会了曾在徐州艺专求学的侯立端先生。这位新中国成立前的艺术科班生，虽因时代原因蛰居乡村，却将谢赫六法、吴昌硕笔意等传统精髓倾囊相授。每周往返二十余里的学画路，让少年徐展在懵懵懂懂中打下了扎实的写意花鸟画基础。
      这段乡土启蒙经历，在徐展心中埋下了对传统艺术的敬畏之心。那在处方纸上挥毫练习的画面，宛如被岁月定格的老照片，至今仍清晰地印刻在他的记忆深处：那些泛黄的纸页上，不仅有我童年的涂鸦，更承载着中国文人“废纸三千”的执着精神。

多元滋养：传统与西学的交融共生

      初中时，命运再次馈赠机遇。安徽师范大学西画科毕业的曾宝才老师，在菜市场偶然发现了徐展贴满墙面的画作。这位接受过学院派训练的老师，引导他系统学习素描、色彩等造型基础。这段经历让徐展在传统笔墨之外，又掌握了西方绘画的造型语言，为日后创作埋下伏笔。
      1990年，徐展考入天津美术学院，得遇当代人物画泰斗何家英教授。面对这个偏爱花鸟画的学生，何家英以“宽袍大袖的藏族人物最能体现笔墨意趣”为切入点，一步步引导他转向人物画创作。在甘南藏区的写生中，徐展找到了传统笔墨与现实题材的完美契合点——藏民服饰的繁复褶皱、高原阳光的斑驳光影，都成为他锤炼笔墨语言的天然素材。
      这种“中西兼修”的学习经历，使徐展形成了独特的艺术视角。他将吴昌硕的金石气与西画的解剖学结合，创造出既有书法线条韵律，又具雕塑体积感的人物形象。正如他所言：传统与西学不是对立的，而是我创作的两条腿。

思潮激荡：在迷茫中寻找艺术锚点

      90年代初的中国美术界，现代艺术思潮如狂飙突进。徐展回忆：当时的美院像个大秀场，装置、行为艺术层出不穷，而我这个带着“土气”的农村学生，第一次感到与时代的脱节。他坦言，自己也曾经尝试过抽象表现、观念艺术等多种形式，却陷入更深的迷茫：那些理论越读越糊涂，作品越画越空洞。
      这种困惑促使他重新审视艺术本质。在临摹任伯年、杜滋龄等大家作品时，他发现传统人物画中“骨法用笔”的生命力，与西方写实主义的造型严谨性，其实可以在当代语境中找到新表达。他开始将藏族人物的沧桑感与写意花鸟画的笔墨节奏结合，创造出既有坚实造型基础，又具水墨韵味的独特风格。
      在尝试各种现代艺术形式的过程中，徐展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艺术判断：90年代的现代艺术热潮，在我看来更像是一场“皇帝的新衣”大游行。当周围同学高谈阔论解构、观念时，我却像个被排除在外的局外人。那些看似前卫的装置、行为艺术，终究无法替代笔墨与宣纸碰撞的真实触感。这种清醒认知促使他重新审视艺术本质：艺术不应是理论的附庸，而应扎根于生活的土壤。当我在甘南草原与藏族牧民同吃同住时，他们脸上的沟壑比任何理论都更具说服力。

笔墨革新：传统基因的当代激活

     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中国画在演进中担负着民族文化精神的传承和文化基因的塑造。因此，中国画的传承既是一种艺术样式的传承，更是一种文化精神和从艺品格的传承。
      徐展的人物画始终保持着独特的艺术品格：既坚守传统的准则，又融入西画的造型意识。他笔下的藏族人物，衣纹线条如行云流水，既具吴带当风的飘逸，又有解剖学的严谨；面部皴擦融合积墨法与明暗过渡，在似与不似之间传递出人物的精神内核。这种“以形写神”的当代演绎，使他的作品在保持中国画写意精神的同时，具备了强烈的视觉感染力。
      “中国画的毛笔，恰似冷兵器中的长矛。”徐展用这个独特比喻诠释传统技法的不可替代性。在他看来，毛笔中锋行笔如同长矛刺杀的劲道，是中国画区别于其他画种的核心特征。这种对线条质量的极致追求，在他的藏族人物画中体现得淋漓尽致：《郎木寺的节日》中，饱经风霜的手部线条既蕴含书法中锋用笔的凝练，又通过提按转折传递出岁月的沧桑。

（责编：刘升、张彦）